我们又出了门，街上已有人在走动。跟往日一样，他们不紧不慢，神情闲怡。路边有个茅房，有人在进进出出。不远处有两个女人在路边拉着手寒暄，像什么事也未发生。
我的心释然。可她并未松懈，仍攥紧了我的手，继续疾行。
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急匆凌乱的脚步声。我惊恐地转过身，见有十几个日本兵正拎着枪沿街道小跑而来。跑在前面的几个日本兵正挥枪朝路人呵斥着什么。
路人纷纷朝两边躲闪，双手高举，将身子紧附于墙，动作麻利娴熟。
一个男人一转头瞧见了我们，小声喊道：
快把手放在墙上，不要命了。
我们照葫芦画瓢，也将双手高高举起，脸贴着冰冷的墙，一动不敢动。
皮靴践地声逼进，武器碰擦声贯耳，声声碾在我心上。一阵风在身后肆虐。如一条发怒的龙在翻滚冲撞，张牙舞爪。地上尘土飞扬，碎石跋扈；头顶房檐颤抖，树枝畏缩。好在它没有停留，很快过去了。
我突然有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，空气轻柔起来，日光将我的后脊梁哄得暖暖的 。月娘推了我一把说：
没事了，转过来吧。
我转过身，见日本兵已走远了。
街上的人渐多。一些人聚在一起议论昨晚的事。一个中年男人神秘地说：
是张县长领一帮学生干的。北街的吴掌柜，认识吧，他儿子从北平回来了，和张县长一起拉起了队伍。
有人唏嘘道：
现在可是要互保的，这下保人遭殃了。
另一个人说：
怪不得刚才路过杂货铺，看见进去几个日本兵，还有便衣。现在还没出来呢。
我头上惊出了汗，她也张大了嘴，半晌才说出一句：
快走。
我们急忙往城东走去。
快到东城门时就听人说城门封了，不让出城了。几个原本出城的农民放下担子正在地上歇息。她只得领我拐进了一个巷子，在一户人家门前坐了下来。我疲乏了，倚着她睡着了。
我竟看见了吴掌柜和老伴，两人正站在一个旮旯里吃着包子。看来他们太饿了，只顾埋头吃，没看见我。
他咽下一口包子，终于抬头发现了我，惊慌起来，拉起老伴就跑。我在后面紧追，追了一阵，在一个巷子里追上了他。
只有他一个人，他老伴不知哪里去了。他捂着脸，哭得很厉害，不停在说没脸见人了，真没脸见人了。
他哭得气短沙哑，声音好难听。他把手从脸上挪开，我看见有血从他眼睛里流出，有蛆从他鼻孔里钻出。我吓坏了，大叫了一声。
我醒了，月娘说我做梦时把她的胳膊揪红了。我说：
吴掌柜饿了。
她叹了口气：
当时多给他点小米就好了。
太阳已升得很高，周围都是暖暖的。她说我睡着的时候，听街上的人议论，今天一早又抓了几个游击队，关押在东城门。
我朝街口望了望，发现去东城门的人多了起来。我们也起身出了巷子，朝东城门走去。路上我听见一个人问：
抓了多少人？
听说有十来个呢。
有没有张县长？
不知道，我也是过去看看的。
路上的人越聚越多。我看见了高耸的城门，正冷冷注视着街面上的人群。突然前面的人嘈杂起来，大家纷纷朝街边退去，路中间被让开了一个空旷的豁口。
不一会儿便走来两队日本兵。他们端着刺刀，步伐缓慢。几个便衣还朝人群喊着：
不行，还得往边上靠！
人们顺从地退让着。有人斜着身子看，有人伸着脖子看，有人硬要挤到前面看，像在看一台即将开场的大戏。
一队衣衫褴褛的人出现了，他们被捆绑着缓步走来。人群静了下来。
又是一群游击队员，又走在最后的人生路上。他们肮脏、流血、疲惫、木讷，是上一伙游击队员的翻版。不用说他们很狼狈，不用说很多人在观赏狼狈。
我不愿再看下去了，周围熏臭不已。熏臭从人的衣服里散出来，从嘴巴中溢出来。
阳光也是怪异的，没有朝阳的新鲜，而是搅拌了浑浊不堪的颜色，还有影绰破碎的人形在荡漾。
那么多眼睛，呆痴的、木然的、惊讶的、好奇的。这些眼睛也是破碎的，像刚从坟墓钻出来。
我周围一片荒芜——有草，但是枯黄的；有树，但是腐朽的；有水，但是污浊的。
我浑身痒得不行，真想脱光身子在沙地里痛快地蹭擦；我口中苦涩不已，真想灌进一大口水再一滴不剩地吐出来；我脚趾间好似无数蛆虫在啃咬，我真想跑到一个干净的水里，挠掉脚上的瘙痒。
我拽着她的手说：
妈，不看了，走吧。
去哪里？哪里都不能去，我们要在这里等出城的。
一个扛扁担的中年汉子说：
我也等出城呢，还不知今天能不能开呢。
说着话，那群游击队员已到了眼前。
这十多个人，走得暮气沉重。有的额头上缠着布条，血从布条中渗出；有的腿受了伤，需人搀扶......
突然，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。他头戴一顶毡帽——此前我从未见他戴帽子，依然满脸皱纹，只是没有了惯常的笑，表情紧缩木然。他已经死了。
突然，他把头转了过来，我们的目光就碰在了一起。他眼皮眨了一下，显然看见了我们。
可他只活了一瞬就又死去了，脸像被压路机碾过，什么神情也没有了，仿佛从没见过我们。我的脑子一下被他注满了，泪不可抑制地在脸上泛滥，冲刷着那张本就模糊的面孔。
他老伴呢？还有他未照面的儿子？但愿能像我们这样活着。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时常想起那个老头。我一直试图让他的面目清晰起来，可依然模糊。